1、君士坦丁堡元老院的建制完整保留了罗马共和传统。当西罗马帝国于476年崩溃时，东罗马元老院仍维持着执政官选举、法律审议等核心职能。现藏于伊斯坦布尔考古博物馆的5世纪象牙折椅浮雕，清晰刻画着元老身着托加袍参与议政的场景。这种制度延续性使拜占庭统治者始终以"罗马人的皇帝"（Basileus tōn Rhōmaiōn）自居，直到1453年城破前夕的文献中仍在强调"我们继承奥古斯都的血脉"。
2、查士丁尼法典的编纂确立了罗马法的神圣地位。公元529年颁布的《民法大全》不仅系统整理了自《十二铜表法》以来的所有罗马成文法，更通过"新律"形式将拉丁法律传统植入希腊语司法体系。值得注意的是，法典序言特别申明这是"恢复古罗马的荣光"，而非创建新体系。现存梵蒂冈图书馆的6世纪抄本显示，拜占庭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仍会援引西塞罗的法学论述。
3、军区制改革强化了罗马军事传统。7世纪推行的塞马制度（Themata）虽采用希腊语命名，但其兵农合一的组织方式直接承袭自戴克里先时期的边防军（limitanei）。考古学家在小亚细亚发现的8世纪军区印章，其图案仍沿用罗马军团的鹰徽标志。这种军事体系的适应性改造，使得拜占庭军队在曼兹克尔特战役前始终保持着与古罗马军团相似的战术纪律。
4、皇权仪轨中的罗马元素持续显现。君士坦丁七世编撰的《典仪论》详细记载了加冕仪式中必须使用的拉丁语祷词，以及紫色托加袍的21道褶裥象征。9世纪西西里铸币厂生产的金币上，皇帝形象始终保持着与罗马帝国时期相同的侧面戎装造型。这些刻意维护的象征符号，构成了拜占庭统治合法性的视觉证据链。
5、外交文书中的正统性宣示具有连贯性。从6世纪贝利撒留收复罗马城的捷报，到14世纪曼努埃尔二世致西欧君主的求援信，拜占庭外交文件始终使用"罗马帝国"（Imperium Romanum）的正式称号。威尼斯档案馆保存的1204年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前的国书显示，拜占庭官员仍在用蜡封上的SPQR（元老院与罗马人民）印章。
文化认同的嬗变轨迹
1、希腊语普及带来的身份重构过程。虽然7世纪后希腊语完全取代拉丁语成为官方语言，但现存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铜门铭文仍采用双语对照。11世纪学者普塞罗斯在《编年史》中特别强调："我们说希腊语，但思考方式仍是罗马的。"这种语言转换背后的文化张力，在拜占庭学者对李维《罗马史》的注释本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2、对罗马宗教遗产的改造。尽管放弃了多神教体系，拜占庭教会却完整继承了罗马的教区管理制度。保存在阿索斯山的9世纪教务档案显示，主教区划分仍沿袭戴克里先时期的行省框架。而"普世牧首"的称号，实质上是将罗马大祭司长的宗教权威转移至语境。
3、建筑艺术中的双重基因表达。拉文纳圣维塔莱教堂的马赛克镶嵌画，将查士丁尼皇帝表现为身着罗马军装的基督战士形象。这种视觉修辞手法在10世纪完成的霍西奥斯卢卡斯修道院壁画中发展为固定范式，罗马式的军事荣耀与东方式的宗教神秘主义在此达成奇妙平衡。
4、学术传承的谱系建构。君士坦丁堡大学始终将拉丁修辞学作为必修课程，9世纪学者佛提乌斯编纂的《群书摘要》包含大量西塞罗著作的评注。值得注意的是，14世纪拜占庭学者赴意大利讲授希腊古典时，总是强调"我们保存了罗马人丢失的智慧"，这种文化优越感的表述恰恰反证了对罗马身份的认同。
5、民间记忆中的身份认知冲突。普罗柯比的《秘史》揭露了6世纪民众对"希腊人皇帝"的私下嘲讽，而12世纪民间史诗《迪吉尼斯·阿克里特》却将主人公塑造为"罗马边境的守护者"。这种矛盾心态在1204年十字军破城时达到顶点——当时的市民既谴责西欧人"背叛罗马同胞"，又痛心于"希腊人的软弱"。
